2016“两会”开幕 中医药发展成为关注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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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两会”开幕 中医药发展成为关注热点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它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3月3日，2016年全国“两会”正式拉开序幕，在本次两会上，中医药再次成为代表、委员们讨论的热点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向两提交“发挥中医药转化医学优势促进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的提案，为我国医药事业发展建言献策。他在提案中提出中医坚持辨证论治，“理、法、方、药”成为实现转化的关键环节，“理”即病机规律的新发现，“法”是新的干预策略，依据理论和治法的创新带来原创组方和新的用药选择，从而不断提高临床疗效并推动中医药学科发展。

　　吴以岭委员指出，当代中医药发展应充分吸收生命科学研究的前沿进展，遵循中医药学科自身发展规律，坚持“以临床实践为基础，以理论假说为指导，以创新药物为依托，以临床疗效为标准”。并提出优化顶层设计，健全管理机制;传承学术思想，创新中医理论;提高临床疗效，重视组方原创;加快新药研发，促进产业发展等宝贵建议。

　　焦家良委员：中医中药发展必须做减法聚焦发力轻装前行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理想科技集团、龙润集团、盘龙云海药业集团董事长焦家良提交了一个关于发展彝族医药的提案。且在两会前夕，他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医中药发展，必须做减法，聚焦发力，轻装前行。

　　针对抢在两会前夕出炉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焦家良表示，这对于推动中医药发展，可谓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他表示，中医药发展纲要的出台，不仅要在行业内推广，更应该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还有关键一点就是抓落实。目前，中医药已引起国家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但从全民角度来说，宣传、推广、运用得还远远不够。

　　张伯礼代表：中医药振兴迎来大好时机

　　“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不仅关系到基层群众的医疗卫生保健需求，也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关乎国计民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张伯礼说自己深感肩上的担子很重。牢记将中医药“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的谆谆嘱托，围绕中医药临床服务、科学研究、人才教育、产业发展、文化传承和国际化等方面，从医院到企业，从学校到研究院所，走访、座谈、咨询，他的脚步从未停歇。

　　他坚信，“中医药事业的振兴发展迎来了难得的机遇。站在新的起点上，中医药将在深化医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健康中国建设等征程中作出新的贡献。”

　　胡瑞峰代表：中医药立法应充分体现民族医药特点

　　“民族中医药需要更好的传承，立法应该对民族医药发展、人才培养、继承创新与文化传播、保障措施进行统筹兼顾。”全国人大代表、包头市传染病医院医生胡瑞峰认为，民族中医药法可以解决民族医药专家很多问题，例如学术思想和经验得不到传承、特色诊疗技术方法濒临失传、民族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创新不足以及民族医药人才匮乏等问题。

　　胡瑞峰代表认为，民族医药虽不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医学科学，但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发挥着维护民众健康的重要作用。“到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蒙医医疗保健服务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相信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蒙医药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未来，迎接它的将是更加广阔的国际舞台。”

　　对于中医药立法，胡瑞峰希望在立法中能体现民族中医药法的成分，遵循民族医药发展规律，充分体现民族医药特点。“立法应该立足民族医药服务，保持和发挥民族医药特色优势，满足人民群众对民族医药服务的需求。

       无论褒贬中医药都宠辱不惊地站在那儿

　　中医药是我国的国粹，它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现代化转型这个大坐标上，在中西医正面碰撞中，有关中医药的存废，曾引发激烈口水战。2015年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获诺奖，再度引发人们对中医药的关注与激情。在今年的两会上，中医药更是成为代表委员们重点关注的话题。

　　而近日，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更为未来15年我国中医药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重点，它将中医药发展，提升到“中医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度。

　　从国务院发布的规划来看，中医药将在中国获得大力扶持，未来每个县将建立中医院，到2020年中药产值达到医药工业产值的30%以上。一方面以文化宣传教育的方式弘扬中医文化，促进需求。另一方面鼓励西医转向中医，形成中西结合，到2030年，基本形成一支由百名国医大师、万名中医名师、百万中医师、千万职业技能人员组成的中医药人才队伍。中医药发展将迎来重大利好。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人民群众对健康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中医药以其简便验廉的特色优势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其“治未病”的预防理念更是深入人心。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的出台更是给中医药发展注入了“强心剂”，业内称，到2020年，实现人人基本享有中医药服务的目标将不再遥远。

　　专家表示，中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因子，其实，无论褒贬，不管毁誉，它都永远宠辱不惊地站在那儿，默默地为人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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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礼代表：中医药振兴迎来大好时机
时间：2016-03-0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陈建强
　　这两天，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代表正在认真修改准备提交的议案。“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古老的中医药如何发扬光大，更好地为百姓造福，是我一直思考和探索的课题。”

　　“过去的一年，是中医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张伯礼代表与记者分享着由衷的喜悦：屠呦呦研究员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圆了中国科学家百年的诺奖梦；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和转发了《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2015—2020年）》……“特别令我感到振奋的是，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叮嘱我们增强民族自信，勇攀医学高峰，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

　　“总书记的贺信，是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极大支持和鼓励，同时提出了殷切期望和具体要求，是做好中医药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张伯礼代表深有感触地说，“祖国中医药振兴发展确实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

　　“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不仅关系到基层群众的医疗卫生保健需求，也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关乎国计民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张伯礼说自己深感肩上的担子很重。牢记将中医药“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的谆谆嘱托，围绕中医药临床服务、科学研究、人才教育、产业发展、文化传承和国际化等方面，从医院到企业，从学校到研究院所，走访、座谈、咨询，他的脚步从未停歇。

　　“中医药事业的振兴发展迎来了难得的机遇。站在新的起点上，中医药将在深化医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健康中国建设等征程中作出新的贡献。”张伯礼代表信心满怀。（光明日报报记者 陈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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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瑞峰代表：中医药立法应充分体现民族医药特点
时间：2016-03-03　来源：中国青年网　作者：李延兵


全国人大代表胡瑞峰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中国青年网记者李延兵 摄

　　屠呦呦因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让2015年成为了全民关注和讨论中医药的特殊年份。2015年12月9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医药法（草案）》，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距离1983年有人提倡中医药立法已过去了32年。

　　2016年全国中医药工作会已确认，《中医药法（草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第一次审议，进入最后立法程序。全国人大代表、包头市传染病医院医生胡瑞峰一直关注我国《中医药法》立法工作，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前夕，她带来了关于促进中医药、民族医药并列立法的建议。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保护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胡瑞峰表示，此次国家立法将有助于解决中医药发展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例如中医药怎样解决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怎么更好地融入经济产业链，民族医药如何兼容并蓄、更好得到体现等。

　　此前，对于《中医药法（草案）》立法，社会上存在一些争议，不少少数民族医药界人士认为，采用《中医药法》的名称，没有体现民族医药，建议选用《中医药民族医药法》名称。对此，胡瑞峰希望在立法中能体现民族中医药法的成分，遵循民族医药发展规律，充分体现民族医药特点。“立法应该立足民族医药服务，保持和发挥民族医药特色优势，满足人民群众对民族医药服务的需求。”胡瑞峰说。

　　“民族中医药需要更好的传承，立法应该对民族医药发展、人才培养、继承创新与文化传播、保障措施进行统筹兼顾。”胡瑞峰认为，民族中医药法可以解决民族医药专家很多问题，例如学术思想和经验得不到传承、特色诊疗技术方法濒临失传、民族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创新不足以及民族医药人才匮乏等问题。

　　胡瑞峰认为，民族医药虽不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医学科学，但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发挥着维护民众健康的重要作用。“到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蒙医医疗保健服务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相信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蒙医药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未来，迎接它的将是更加广阔的国际舞台。”胡瑞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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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中医很少一个镇上还不一定有一个中医，人才严重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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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家良委员：彝族医药“濒危” 传承保护迫在眉睫
时间：2016-03-03　来源：新华网　作者：刘映
　　3月3日，全国两会正式拉开帷幕。随着健康中国升级为“国家战略”以及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的出炉，“医药健康”成为代表委员们议案提案的关注热点。全国政协委员、理想科技集团、龙润集团、盘龙云海药业集团董事长焦家良今年两会就提交了一个关于发展彝族医药的提案。两会前夕，焦家良委员在接受新华网专访时表示，中医中药发展，必须做减法，聚焦发力，轻装前行。



　　全国政协委员焦家良接受新华网专访。新华网 杨锘 摄

　　中医药教育从孩子抓起，具有超前意义

　　针对抢在两会前夕出炉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焦家良表示，这对于推动中医药发展，可谓注入了一支“强心剂”。

　　“纲要内容很全面，有不少令人兴奋的地方，比如‘推动中医药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进家庭，将中医药基础知识纳入中小学传统文化、生理卫生课程’，中医药文化教育从孩子抓起，这具有超前意义，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焦家良说，中医药发展纲要的出台，不仅要在行业内推广，更应该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还有关键一点就是抓落实。目前，中医药已引起国家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但从全民角度来说，宣传、推广、运用得还远远不够。有些人质疑说，中医药究竟科不科学？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在老祖宗和大自然做斗争的几千年中，还没有西医，中医中药在防病治病方面，有着确切的疗效，现在关键是如何运用的问题。焦家良举例说，现在中成药有几百个国药准字号，但能进入医保的少之又少。此外，中医药在抗衰老方面，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年，中医中药有些被边缘化，身为中医中药领域的企业，我们除了自身要发展好之外，还肩负着一种责任，就是推广中医中药。我们常说要感动别人，先感动自己。中医中药专业人士一定要先感动起来，才能影响周边的领域。”

　　呼吁抢救“濒临灭亡”的彝族医药

　　对于此次提交“聚焦做好彝族医药产业，推动民族医药的保护与传承”的提案，焦家良表示，“彝族医药作为中国传统民族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四大名族药’之一，被外国学者赞誉为‘世界上最具盛名的医种’，目前已被列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的老祖宗和大自然做斗争中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药方，云南白药、排毒养颜胶囊也是彝族药，但政策层面存在很多不太配套的地方，系统支持方面还不够，今年我撰写了一个关于发展彝族医药的提案，希望引起政府有关部门重视。”

　　据了解，目前，藏、蒙、维、傣四大民族医药相对发展较好，彝族医药的传承和发展却出现青黄不接、濒临灭亡的状态。主要问题包括：一是经费保障不足；二是彝族医药医疗服务体系薄弱，不适应彝医药传承和发展的需要；三是彝医彝药人才培养机制没有形成。彝医医师还未纳入国家资格考试范围，严重制约彝族医药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全国的彝医药专家已严重老龄化，彝医药的传承“青黄不接”等多方面原因，导致人才日渐匮乏和开发利用层次较低；四是在国家政策层面对民族医药的传承和协调发展，缺乏系统的政策保障机制。

　　民族医药传承发展需从五大方面发力

　　为推动彝族医药文化传承和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焦家良提出了五点建议：

　　一、设立彝族医药文化传承与保护发展专项基金，加强彝族医药机构专业化建设；

　　二、加强彝医药专业化教学机构建设，支持国家级彝医师资格认定工作，为彝医药文化传承提供人才支撑；

　　三、加强彝药政策研究，促进民族医药文化规范化制度化发展，加快彝医药产业发展，对以彝医药理论为指导开发的中药注册申请予以加快审评审批；对已上市的彝药在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医保目录给予政策支持；对彝医院院内制剂使用给予政策支持。在《药品管理法》《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规章修订中，对民族药物研发予以高度重视，明确民族药定义和内涵，鼓励以民族医药理论为指导，开发现代中药，为民族医药文化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四、重视彝医药产地与质量的关系，开展彝族药用资源的培育，强调道地药材开发和应用；

　　五、构建与丰富彝医药的文化内涵，广而有效的科学普及彝族医药，以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彝药发展。充分发挥彝医药的独特优势，从中医药文化、学术、教育、产业、出版、旅游、营销等方面，共同推进包括彝医药在内的传统民族医药国际化的进程，形成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的彝医药发展新格局，推进彝医药的现代化，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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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菊芳委员：关于建立藏药资源保护区的提案
时间：2016-03-03　来源：中国中医药网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传承中医药优势，可以更好造福人类健康。会议确定，强化中药材资源保护利用和规范种养。青藏高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产自这里的藏药材疗效显著，千百年来在保护民众健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调查表明，西藏有藏药资源2436种，其中植物类2172种、动物类214种、矿物类50种。但与此同时，青藏高原也是我国生态系统较为脆弱的地区之一，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及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世界旅游目的地，也是一带一路上联接中亚地区及面向南亚的重要通道，是国家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一环。

　　在这样一个生态环境脆弱、植物资源又极为多样性的地区，建立藏药资源保护区对于上述国家政策及战略的落地是极为重要和迫切的：

　　第一，建立藏药资源保护区是保护药用资源的需要。伴随着藏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出现对一些藏药资源掠夺性开采的情况，导致部分药用资源逐年短缺，甚至面临灭绝，使藏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且目前国内外对藏药资源的保护力度非常薄弱，尚未有专门的藏药保护机构及藏药资源保护区。

　　第二，建立藏药资源保护区是保护青藏高原自然环境的需要。通过建立藏药资源保护区，提高藏药资源开发研究能力，促进藏药药材野生和半野生抚育和保护，同时进行规模化、规范化栽培，有效、合理地使用藏药资源，减少对野生名贵资源的滥采滥挖，减少环境的人为破坏，为环境提供自我修复及人为辅助修复的条件。

　　第三，建立藏药资源保护区是保护藏医药特色文化的需要。当前，传统民族医学面临现代西方医学的巨大冲击，在医学医药理论升华、知识与技能传承、传承人的遴选培养等方面，面临巨大挑战。依托藏药资源保护区，从源头开展藏医药文化传承教育，意义重大。

　　第四，建立藏药资源保护区是促进西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野生药用动植物及矿物是青藏高原生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科技手段和市场环境等因素，资源优势未得到充分利用。目前藏医药产业发展存在诸多问题，如资源保护力度不够，可持续发展面临困境；藏药产品创新性不足，老化现象严重；藏药制剂与使用标准不规范，质量难以保障等。通过建立藏药资源保护区，促进藏药产品的开发利用，推动藏药产业可持续发展，实现地区经济繁荣。

　　第五，建立藏药资源保护区是促进民族团结的需要。西藏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总人口240多万，有41个民族成分(包括未识别的僜人、夏尔巴人)，被喜马拉雅山、昆仑山脉和唐古拉山脉环抱，国境线近4000公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通过藏药资源保护区的建设，促进西藏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的保护，以富民安疆，维护、促进民族团结。

　　第六，建立藏药资源保护区是提升藏医药国际地位的需要。随着世界范围内对传统医学的重视，藏医药不断引起国际医学界关注。建立藏药资源保护区，是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藏药、接受藏药、使用藏药，提升藏医药国际地位的重要方式之一。

　　第七，建立藏药资源保护区是开展国家对当地扶贫工作的需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出发，明确到2020年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建立藏药资源保护区可增加西藏当地工作岗位，为当地农牧民脱贫做出贡献。

　　调查表明，以西藏林芝的南伊沟为核心保护区,同时按生态特征涵盖从高海拔阿里到低海拔墨脱多点综合布局,建立藏药资源保护区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和意义：

　　一是西藏地区为喜马拉雅南部植物区、西藏东部植物区、雅鲁藏布河谷植物区、唐古特植物区的交汇点，植物资源丰富多样。林芝市米林县地处西藏自治区东南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念青唐古拉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地势西高东低，平均海拔3700米。属高原温带半湿润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8.2℃，年降水量641毫米，日照充足。森林面积480万亩，是植物资源和藏药资源的天然宝库，有常用藏药材有360多种。

　　二是米林县扎贡沟历史上就被作为藏医药教育和研究的基地。完成藏医药经典巨著《四部医典》的藏医大师宇妥云丹贡布，距今1300多年前，在这里创办了第一所藏医学校，广泛实施教学，并制定了相当于现在医学博士、硕士等的学位授予制度，开创了藏医高等教育与学位授予制度的先河，先后培养出了数以千计的藏医高层人才，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教诫。

　　三是米林县扎贡沟已有一定的基础。早在1996年，扎贡沟即被米林县认定为藏药保护区。1998年，西藏国医大师强巴赤列为首的藏医专家现场考证，确定扎贡沟为1300年前宇妥云丹贡布的藏医学院旧址。但近年来，单纯的商业旅游乃至狩猎等行为，对扎贡沟内的破坏日渐严重，对此进行抢救和保护性开发已刻不容缓。

　　为促进实施国家生物发展战略，提升药用植物科研水平，增强药用资源开发利用能力，更好地保护我国藏医药的植物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促进藏药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西藏产业结构调整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建议：

　　建立以西藏为主体的藏药资源保护区，列为国家十三五规划关于生态保护和修复的重点工程。一是实施就地保护，在西藏林芝的南伊沟建立藏药资源核心保护区；二是实施迁地保护，通过野生抚育及人工繁育的方式，在西藏林芝、阿里、山南、察隅等地对藏药珍稀濒危物种和重要的大品种药用植物进行迁地保护；三是推进离体保护工作，建立藏药材种质资源库和基因库，对濒危或特有藏药资源的种子、组织器官、DNA、其他器官或组织进行保存，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种质资源、野生抚育、半野生抚育、野生变家种、家养、异地引种和珍稀濒危藏药资源替代品开发等研究，在防止品种退化的同时尽快扩大其种群数量，促进珍稀濒危藏药资源的保护、优化再生和可持续利用；四是在开展藏药资源保护的基础上，对藏药资源进行综合性开发利用，推动西藏林芝低碳经济发展，打造集资源产业、天然产物与保健品生产加工产业、生态休闲旅游产业三位一体的产业园区，兼具资源收集保存、养生度假旅游，养生产品生产研发、人才培养、科普教育等多重功能，突出展示中国传统医药的博大精深，表现传统医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所作的重要贡献，体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永恒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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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菊芳委员：关于修订国家药典中毒性中药材的用法用量标准的提案
时间：2016-03-03　来源：中国中医药网　
　　中医药与西医药在理论基础、技术方法以及在对健康与疾病关系的认识方面截然不同，相互独立、自成体系，不能以现代医学及其药理、毒理学的观点约束中医药的发展。

　　《中国药典》在制定、衡量中药材特别是一些毒性中药材的时候，其对中药材毒副作用的描述及剂量的限制与临床实际使用不完全符合，多数中药材的实际使用剂量如果按照该《中国药典》所标注的使用剂量，根本治不了病，制约了医生合理使用相关药物，也抑制了传统中医药优势的发挥。

　　以中医普遍使用的附子、半夏为例，在《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中所记载的附子、半夏的临床使用药量，远远超出最新《中国药典》的规定剂量。大量临床证明，回归汉代之前的附子、半夏用法用量能有效治疗急危重症、疑难杂病。以当代著名医家——李可老中医为例，擅长应用大剂量附子治疗疑难杂症，其治疗各种心衰的破格救心汤，其制附子用30-100-200g之间，经治万例病人以上，垂死病人有24小时用制附子500g以上者。以附子为主药，附子的剧毒，正是其起死回生药效所在。

　　关于这点认识，近代的动物实验研究，以附子为主的四逆汤方，大剂量对各种动物休克均有很好的救治作用，而小剂量附子为主的四逆汤却没有这样的作用。进一步论证了李可老中医临床应用大剂量附子的科学论断。

　　近代动物实验表明，附子的剂量与治疗作用，呈明显的量效关系。而李可老中医在几十年临床上应用附子观察，也充分证明了附子的剂量与作用疗效，有显著的量效关系。

　　但中医生为了救治患者，合理使用此类超《中国药典》用量的药物时，没有相应的法律保护，从而承担了不必要的风险。许多医生因其用量超出药典范围及目前医患关系的严峻形势而不敢贸然使用，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病人。

　　鉴于此，建议尽快组织中医专家（特别是长期从事临床和民间中医人员）对中药的剂量、炮制方法、安全性、有效性、使用方法和禁忌等做全面的评定，尽快完善和修改现行《国家药典》中中医及民族医的用药标准，并明确使用条件、使用标准、临床调剂方法等，给予中医及民族医更合理的用药权限。并形成国际标准，发挥中医药及民族医药在治疗疾病，尤其在治疗急危重症、疑难杂病时的优势。

　　为确保用药的安全性，可在监管环节加强管理：如对于开具含有附子、半夏等药物处方的医生经过相关传承基地特定的培训及考核，通过考核后颁发相应证书；也可参考西医毒麻药的使用与管理办法，规定必须有相应传承资质的医生方可开具含有此类中药的处方并限制其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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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菊芳委员：关于民族药改剂过程中多适应症临床试验问题的提案
时间：2016-03-03　来源：中国中医药网　
　　民族药进行科学的改剂是符合民族药特点的创新行动，但现行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和《中药注册补充管理规定》中关于改剂所需要的临床研究方面的具体内容并没能体现出民族药的一些现状和特点，有些规定并不完善，有悖科学原则，还需要进一步改进。这些规定使民族药通过相关临床研究来提升临床疗效、安全性或顺应性的举动基本不可能实现，因此我们呼吁通过合理的审评政策引导来支持民族药剂型创新。

　　由于历史原因，很多民族药的主治范围在翻译成汉语后表述宽泛，范围较广，现在的审评原则又要求在改剂或改工艺时“必须对所有的适应症进行验证”，而按照现代医学的疾病诊断往往这些适应症多达七八个以上，由此带来法规的规定与科学研究以及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

　　一是临床上往往需要不同剂型来对应相应的适应症才能达到最优的效果，从而更好地节约资源、提升顺应性、最大化地减轻患者的痛苦。例如，外用膏贴剂是国内最常用的剂型，但贴膏可能更适用于腰腿等大部位的止痛，对于类风湿等以四肢小关节、多部位为主的疾病，改成软膏的顺应性可能更好；传统的贴膏剂也可以用于跌打损伤，但药物透皮较慢，一般至少需要数小时才会有透过并起效；但是如果改成新型的气雾剂剂型，通过抛射剂的致冷作用，可以达到瞬间起效的作用，这也是所有的急性运动损伤都乐意采用气雾剂这一剂型的原因。这种不同疾病可能有其最适合的差异化剂型的基本药学原理，目前却采用每一个剂型都要“对所有适应症都做验证”的规定来要求，未免过于简单、刻板，有失科学性。对由于历史和发展阶段的原因而适应症表述宽泛的民族药来说，尤其不合理。

　　二是即使完全按照规定来操作，要完成规定的“所有适应症的II\III临床试验”，没有4000例以上的临床样本基本不可能，而且很多的适应症并不能带来优效的结果，因此也就不可能最终获得临床审评时的批准，这会使得巨大的临床研究的投入化成泡影，这样不仅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也从操作上彻底封死了这一类民族药改剂型的可能，使得支持民族药大品种进行科学研究成为空谈。

　　历史上，中药出现过简单改剂型只是为了增加多个规格的新药数量，对于有效性方面没有特别的贡献。这些情况通过法规加以限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确实改变了使用方式，如贴剂改为喷雾剂，儿科用药改变了口感，要么增加了有效性，要么增加了使用者的顺应性，这完全应该大力支持。所有繁荣的OTC药品市场，就是这么不断繁衍发展过来的。

　　鉴于上述问题，我们建议从支持和发展民族药、但也不降低新药审评质量的角度，允许改剂的民族药按照自己药物的特点选择原适应症范围内的符合药物剂型特点的病症进行临床研究，在新药审批时也仅仅批准得到过临床验证的适应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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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菊芳委员：在临床路径中注意体现中药民族药的作用
时间：2016-03-03　来源：中国中医药网　
　　当前，医疗体制改革进入关键时期，作为医改的重要措施之一的“临床诊疗路径的推广”更是成为规范临床诊疗、提高临床效率、降低临床费用的关键举措。卫计委2015年发布的《关于印发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的通知》中，明确要求“推广临床路径。大力推行临床路径，至2017年底，所有三级医院和80%的二级医院实行临床路径管理……。”此措施对于进一步深化公立医院改革的作用已经日趋明显，同时对药品的生产和销售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国家力推的临床路径的管理中，在综合医院的临床路径的制定时并未给予中药或民族药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在路径中无论急性疾病还是慢性疾病，都未能将中药列入可以采用的药物之中。如此一来，一旦路径全面推行，将使得中药基本退出综合医院的住院治疗。

　　这种现状与国家鼓励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的策略是不相协调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1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促进中医药发展措施，发挥传统医学优势造福人民。会议指出：一要促进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继承保护与挖掘，提高中医药应急救治、防病治病能力；二要促进中西医结合，探索运用现代技术和产业模式加快中医药发展。加强重大疑难疾病、慢性病等中医药防治和新药研发。

　　可见，国家领导层面对中药和民族药对于疾病的防治寄予了厚望。同时，在既往的临床工作中，象SARS的治疗、骨伤疾病、妇科疾病等现代疾病的诊疗与防治中，中药和传统药也的确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对于提升疾病治疗效果、减轻术后并发症、降低不良反应等均是不可或缺的，很多领域也是中医药的优势治疗领域，即使在综合医院的常规诊疗中中成药也被西医医生在这些领域上广泛的使用。

　　当然不可否认，目前的确存在一些中成药被临床医生或西医医生滥用、误用的现象，也的确存在一些中药疗效不清、安全性不明、循证证据不足给西医医生带来使用上的困扰的现象，但是随着国家卫生、科技部门近10年来力推的中药大品种二次开发的进展，很多的中药大品种已经做到了疗效清楚、质量稳定、安全性明确和临床必需的程度，成为西医医生临床诊疗工作中的简便、易用、有效的重要工具。比如一些传统外用止痛药物，在中国有着上千年的传统应用历史，在骨科疼痛相关疾病的治疗中其效果、经济性更是已经远远超过了外资的化药。随着路径的推广，如果这些传统外用止痛药在路径中没有位置，很可能会把已经建立起来的市场地位拱手还给效果和价格都不一定有优势的外资药了，这显然与当前降低医疗费用的医改需求和促进国内民族药企业发展的经济需求是相悖的。

　　为此，我们建议：

　　第一，在以综合医院为对象的临床路径（包括各地自定的临床路径）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到中药和民族药的作用，对于中医药有一定优势的领域，应该建议医生在充分遵循现代医学的治疗原则的同时，还可以选用一些疗效可靠、安全、经济、有循证证据的传统药物，既可以保证疾病的治疗需求得到满足，有利于降低医疗费用，保证医改的顺利进行，又有利于民族产业的发展，实为一举多得的举措。

　　第二，对于卫生部门临床路径的制定，建议补充对中西医均经验丰富的中医临床专家进入临床路径的制定，在充分体现中西医并重的原则同时，还可以实现优势互补。

　　第三，针对基础医疗机构的临床路径的制定，更应该突出传统医药的作用，以提升临床路径的普及和使用。当前，“强基层”是医改的重要方向，由于基层医疗的常见病多见和诊疗技术能力相对偏弱，传统医药在基层具有更雄厚的接受基础和更广阔的应用前景，更应该从国家政策层面大力促进简便、易用、疗效可靠、经济性好的中成药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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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菊芳委员：科学增补药食两用目录让中药健康智慧惠及广大群众
时间：2016-03-03　来源：中国中医药网　
　　“药食同源”是中医主张理念之一，推崇药膳食疗，用温和的方式来调理身体。我国自古就有“寓医于食”、“医食同源”之说。许多药食同源中药材既是处方用的药材又是食品，通过“食疗”既能享用美味佳肴，又能养身保健、防病治病，突显了药食同源在中医养生保健中的独特优势。在西方发达国家及东南亚、港澳台地区，许多中药材也是作为食疗资源向普通消费者开放购买，对于促进当地百姓的健康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体现了药食同源的传统中医药的特色优势。

　　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了《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目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在原有的86种药食同源目录基础上，又新增了15种包括人参、山银花、夏枯草、当归等在内的药食同源品种。“药食同源”概念正被越来越多人所了解，多家药企、食品企业开始积极布局药食同源产业。

　　但我们发现，在2014年发布的药食同源目录征求意见稿中，很多经过千百年实践证明、毒副作用小，且已经被人们广泛食用的品种，却并没有被纳入其中，而一些大量食用会有明显副作用、甚至食用不当会危及健康的品种却进入了目录。增补目录本意在规范药食两用中药材管理，放宽对药食两用药材资源的管控，满足老百姓对保健养生食疗产品的广泛需求，推动中药材行业及健康服务行业健康发展。但目前老百姓对以食药两用药材为原料的保健品认知度普遍不够，每个药材药性、主治功能各不相同，很多药材单独使用药效达不到最佳，甚至可能错误使用一些食疗养生方法而对身体造成不利影响。

　　鉴于此，我们建议：

　　第一，科学调整、增补药食同源药材目录，让中医健康智慧切实惠及广大群众。依照各地群众饮食用药习惯，对原目录中所有品种基于百姓用于身体健康、保健调理的历史实际应用情况进行重新审视，将一些药性强、食用性并不广泛的品种，如人参、桔梗等，明确其食用范围及人群,更多调整按药用性中药材进行管理。对那些经过千百年实践证明、从古至今在国内外各地区习惯用于煲汤、泡茶、煮粥等作用的品种，如红芪、黄芪、党参、灵芝及产于西藏等地的蕨蔴丶手掌参等应该增补进目录。

　　第二，加强合理使用药食同源中药材的科普宣传，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告诉老百姓哪些食品可以放心吃，哪些食品可以适量吃，哪些食品尽可能不吃，加大对中药不良反应、配伍禁忌等方面的宣传。引导老百姓正确认识“药食同源”的含义，并且在中医指导下，辨证选用药材，真正起到预防、保健、治疗的作用。

　　第三，作为食用的中药材因食用频次高于作为药用的用途，且人群更加广泛，故对列入药食同源目录的品种，一定要有质量溯源体系，以保证其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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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菊芳委员：推动创新完善中医药科研评价体系取消以带量采购淘汰产品
时间：2016-03-03　来源：中国中医药网　
　　今年2月14日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部署推动医药产业创新升级，确定进一步促进中医药发展措施，发挥传统医学优势造福人民，促进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继承保护与挖掘，探索运用现代技术和产业模式加快中医药发展。加强重大疑难疾病、慢性病等中医药防治和新药研发。完善中医药标准体系，强化中药材资源保护利用和规范种养，加大中医药投入和政策扶持。各方面都体现了政府对发展中医药产品的重视。

　　但从近期试点城市带量采购淘汰中成药的做法及2015年中医药行业实际的销售数据来看，中成药前景并不乐观，增速明显放缓。SFDA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表明，中成药2015年增长低于医药行业水平。



　　造成中医药增速大幅下降的原因在于，普遍认为中医药是辅助用药， 对于解决病人的临床问题帮助不大，并占用了医院的医保资源，需要大幅淘汰中医药产品的目录数量。由于存在误解，具体表现为在国家100个医改试点城市，在淘汰中成药目录上，大部份城市因为地级市的专家资源不足，无法组织有经验专家进行科学的临床价值和药物经济性价比评估，只能以简单粗暴的方式通过带量采购（二次议价）、通过是否满足降价条件来达到筛选淘汰产品目的，这种做法对中医药发展极为不利，会引导企业只追求成本导向。

　　例如近期大家关注的宁波带量采购（二次议价）就专门针对中成药产品单独进行，淘汰部分中成药。具体做法是在原浙江省全国最低中标价（该中标价比全国其它省份低10%）基础上再降价15%作为准入门槛。结果如下：

宁波中成药带量采购（二次议价）结果



　　从宁波二次议价结果来分析，降价幅度15%以上。有589个独家新产品因为15%限价而放弃了宁波市场（包括云南白药、步长制药、北京以岭药业有限公司、成都康弘制药有限公司、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该市中医药专家表示，筛选结果把名优产品排除出宁波医疗系统市场，最终造成中医院医生没有好药为病人治疗，也损害了广大的患者的利益。而对于应标企业来说无疑是杀鸡取卵，对中医药发展极为不利。而宁波专门针对中成药进行的二次议价淘汰的经验有向试点城市进一步蔓延的趋势，这与国务院提出大力扶持发展中医药的政策有背道而驰。

　　为此，我们建议：

　　第一，取消试点城市带量采购淘汰中成药的做法，建立以省为单位的临床专家评审中成药目录机制，维持中成药15%医院加成，扶持中医药产业发展。只有及时刹车，取消对中成药带量采购（二次议价），改为由省卫计委牵头组织省内专家对中成药目录进行临床药物经济学的评价，完善目录筛选标准，淘汰部分临床性价比不高的产品，确保疗效确切质优产品在临床上有用武之地，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中药企业创新。

　　第二，推动完善中医药科研评价体系，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科研评价标准和体系，研究完善有利于中医药创新的激励政策。开展中医临床疗效评价与转化应用研究，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疗效评价体系。促使中药工业投入资源加快转型升级，推进中药工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建设，加强技术集成和工艺创新，提升中药装备制造水平，加速中药生产工艺、流程的标准化、现代化，提升中药工业知识产权运用能力，逐步形成大型中药企业集团和产业集群。以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为依托，实施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科技创业者行动，促进中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开展中成药上市后再评价，加大中成药二次开发力度，开展大规模、规范化临床试验，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名方大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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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菊芳委员：大力加强藏药质量标准建设
时间：2016-03-03　来源：中国中医药网　
　　目前，在我国藏药产业发展中，虽然已有200多种藏成药制剂收入了国家标准，但是藏药标准仍问题突出，藏药材及成方制剂的质量标准问题已严重影响了藏药现代化的进程，影响了藏药作为支柱产业的发展：

　　一是原药材来源不一致，同名异物、同物异名、地区用药差异造成的一物多名现象突出。

　　二是药材名称、功能主治、用法用量翻译错误。

　　三是成方制剂处方中品种重复或缺少、药材名称不规范等问题仍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对已经生产的制剂尤其是部颁标准甚至是药典品种，部分常用原料药没有法定的标准，如西藏棱子芹、巴夏嘎等。

　　四是标准问题在藏药处方、炮制、鉴别、功能主治等方面问题也尤为突出，困扰着藏药标准的提升，成为藏药发展的障碍。比如：处方，同一药材在不同组方中使用不同的名称，唐古特乌头（药材正名）在十一味金色丸组方中称为榜嘎，而在十一味金色散中则称为唐古特乌头。再比如：炮制方法，藏药制剂的炮制十分关键，炮制的效果直接影响制剂品种的质量，目前藏药行业没有国家统一的炮制规范标准，各企业及医疗机构各自执行自己的标准规范，从而制剂品种的质量难以一致。而更为重要的是藏医药源远流长的炮制工艺使金、银、铜、铁、汞等重金属能够被安全入药，没有炮制标准规范，在一些小药厂容易出问题。还存在功能主治的问题。部分藏药功能主治中的藏医专业术语如“干黄水”、“白脉病”、“赤巴”、“培根”不易理解、且表述不合理（主要是翻译中出现的错误）、功能与主治层次不清等。

　　以上可见，加强藏药质量标准提升工作迫在眉睫，亟需通过现代质量控制技术和方法的应用，提高产品的质量标准，符合中国药典的规范要求。为此，建议加快“两个标准、一个规范”的建设工作，两个标准即原药材标准和藏成药标准，一个规范即药材炮制规范。

　　第一，原药材标准。对部分标准中所涉及的原药材进行资源确定、统一名称、实验研究、标准起草、标准制定，尽快制定具有藏医药特点的药材质量标准，然后推动地方标准上升到国家标准。一是对藏药材来源进行正本清源的本草考证、基源鉴定。查明植物的来源、生长环境、合理的药用部位、加工储藏方法，组织有关藏药专家充分利用藏区药材资源的优势，进行药材的标本采集及基源鉴定，大力开展藏药材标本库的研究，将规范藏药标准作为首要手段和最主要的任务，逐步建立藏药标本库；二是在已有工作基础上，把基源鉴别作为必建系统，对功效成分明确的部分藏药材采用现代分析仪器建立含量测定，增加有效和有利于控制藏药材质量标准的研究和制定的方法，建立藏药标准物质库，加快推进藏药产业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

　　第二，藏成药标准。国家药典委员会曾经组织各个藏区的药检所和企业对藏药做过大量的提高藏成药品种标准的工作，并卓有成效，但由于种种原因，该工作目前处于停滞状态，建议国家药典委再次联合推动此标准修订的重大创新举措，将已完成的质量标准成果尽快公布。

　　第三，原药材炮制规范。由西藏自治区牵头各个省区，对部颁标准中所涉及的原药材，按照传统藏药炮制规范的要求，统一规范，并制定炮制品质量标准，在制定地方标准的基础上推动上升为国家标准，作为以后藏药炮制品参考的依据。一是加强藏药炮制加工的系统化、规范化研究，结合药理功效的实验，并提出相应的规范标准和要求，形成炮制规范；二是客观对待藏药重金属问题，结合现代检验分析技术和药理毒理方法，科学评价重金属在藏药中的存在形态和作用以及藏药重金属炮制后的质量标准。

　　综上，标准修订的工作不仅有助于提升我国藏药科研水平，而且能实实在在地解决藏药产业面临的问题，带动整个藏药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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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其成委员：集中力量建一所“世界一流中医药大学”
时间：2016-03-03　来源：中国中医药网　
　　一、理由

　　1.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2015年12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致信祝贺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中说：“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希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增强民族自信，勇攀医学高峰，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2015年屠哟哟获得世界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再次将“中医药”推向了世界的舞台，并站在了科学的最高领奖台。屠呦呦应邀受奖，并进行了《青蒿素的发现：传统中医献给世界的礼物》的主题演讲，她说：“中医药从神农、百草开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对于自然资源的药用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和归纳，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高，一定会有所发现、创新，从而造福人类。” 近年来，中医药事业同样得到了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和刘延东副总理的大力支持。随着中医药立法的脚步，2016年2月14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又确定了五条进一步促进中医药发展措施。我们相信“建设世界一流中医药大学”也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

　　2.建设世界一流中医药大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医药高等教育已经走过了近60年的发展历程，中医药学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学科。近年来，中医药逐渐走向世界，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上升。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针灸在美国风靡了40余年。2001年北京中医药大学与英国中萨大学(Middlesex University)联合在该校开办五年制中医本科教育，是中国教育部批准的第一个在海外授予中国学位的合作项目。从2012年7月开始，澳大利亚对中医、中药师进行全国注册管理，为西方国家首次确立中医合法地位。2016年1月27日，北京中医药大学巴塞罗那分校落户西班牙，中医硕士学位首次进入欧盟主流医学教育体系。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在于教育，可以说中医药院校教育决定了中医药的未来走向。然而，目前全国中医药大学在我国各类大学排行榜中排名均难进入百强，如由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编制完成的《2015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所公布得“2015中国大学排行榜700强”，中医药大学中排名最前的北京中医药大学也仅居117名。与综合性大学相比，中医高校投入明显不足，中医高校综合实力没有达到应有水平。由于现行的中医药大学与中医科研机构分立，没能很好形成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格局，再加上中医传承的特殊性，导致中医的综合协同创新能力难以提高，至今尚没有“2011计划”入围项目。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建设世界一流中医药大学应当提上日程。

　　二、建议

　　1.以北京中医药大学为依托，集中力量建一所“世界一流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是唯一进入国家“211工程”和“985学科建设平台”的高等中医药院校，是唯一一所由教育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建的重点中医药大学。学校现有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2个，涵盖15个国家二级重点学科，另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48个，一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2个，二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8个，重点学科建设在全国中医药院校中保持领先地位。2012年，在教育部组织的第三轮学科评估中，该校中医学和中西医结合两个学科均排名第一。2014年11月17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的共同见证下，北京中医药大学与西悉尼大学签署了再澳洲建立“中医中心”的合作协议，也拉开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在海外建立“中医中心”的序幕。综上所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综合实力居于全国中医药大学之首，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加大对中医药院校的扶持力度，集中力量将北京中医药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中医药大学。

　　2.教育部重点支持五所中医药大学打造世界一流的中医药学科。中医药学科是我国教育的特色学科，要加强顶层设计，优化学科建设条件。根据中医药学科自身的学科特点，设置特色专业，合理学科布局，结合国际学术前沿和中医药人才需求，不断探索中医药的教育教学模式，打造中医药学一流的中医特色学科专业。关注“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的重大科学问题，在保持中医学科特色和原创性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力争取得国际公认的重大科研成果。借助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中医药的海外传播，提高中医药的世界知名度。

　　促进中医药大学之间的合作以及与其他综合性大学的合作。2015年12月22日下午，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和南京中医药大学联合签署了“创建世界一流中医药大学合作联盟”。五所大学共同探讨，在创新人才培养、一流学科建设、创新管理体制、协同发展、促进中医药走出去等方面达成了许多共识，加强了中医药大学之间的资源共享，提高了中医药大学共同发展创新的凝聚力。但是除了中医药大学的合作外，还应加强中医药大学与其他综合性大学的合作，推进跨学科的研究，才有新的火花，从而促进传统中医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获得更多的优秀成果。

　　3、在科研方面，由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启动“2011计划”至今仍无中医药项目入围，而且中医药大学所获得的经费支持远远少于其他综合性大学。

　　4.制定具有中医药学特色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和人才考核体系。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与疾病作斗争中形成的医学科学，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汲取了儒释道的精华，蕴涵着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具有现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双重属性，因此，不能完全按照现代的学科分类把中医药学归为自然科学或者人文社会科学。目前国内的中医药学基本上都是按照自然科学的学科评价体系进行中医药科研成果的评价以及人才的考核，如以SCI来评价中医药的科研成果，以SCI为指标来进行中医药学人才考核，显然是不合理的。建议制定适合中医药学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和人才考核指标，有利于世界一流中医药大学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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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其成委员：以中医药文化助推健康中国建设
时间：2016-03-03　来源：中国中医药网　
　　一、理由：

　　1、中医药是健康中国建设的宝贵财富。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希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增强民族自信，勇攀医学高峰，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李克强在批示中指出：“广大中医药工作者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勇担中 医药振兴发展重任，适应群众健康需求日益增长的趋势，坚持中西医并重，突出中医药的特色与优势，借助现代技术，推动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传染病防治等取得新进展，在深入推进医改中发挥更大作用，培养更多优秀人才，提升中医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做到在继承中创新发展，在发展中服务人民，为丰富祖国医学宝库、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贡献。”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与国医大师座谈时明确提出“中医药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重要的生态资源。挖掘利用好中医药资源，具有重大现实和长远意义。”

　　2、中医药是促进身心全面健康的必要手段。健康是一个大的系统，它不纯粹是指肌体的健康，还包括心理健康、道德健康、行为健康等等。健康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人的内心，包括心理、心态、心灵、心智。内心决定行为，而行为方式对人的健康的影响度占到60%。比如河北医科大学田庆宝教授主持的一项1300多人参与的研究课题发现，针对生活方式干预的“健康体重管理报告书”居然能对高血糖的干预效果达到98.5%，“合理膳食建议书”对高血压和高血脂的干预效果分别为50.0%和54.7%，而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的发布数据显示，2010年高血压病的治疗控制率才22.9%。中医药注重人的全面健康、整体发展。中医养生、治未病实质就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注重饮食、起居、运动、情志的综合调理。尤其注重人的七情六欲、五志五脏的对治，在身心合一、形神合一的系统观指导下，更加注重心神作用。

　　二、建议：

　　1.将中医文化融入相关政策，使中医文化成为多部门参与和协调的国家战略行为。相比较而言，国内各方面对中医药医疗技术比较重视，但对中医文化的“软实力”却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实际上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后者既是前者进入人心的润滑剂，也是前者深入人心的固化剂，理应受到优先重视。

　　2.将中医文化纳入“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中，助推和谐医疗、和谐社会。比如中医文化中关于医患关系的引导教育，一方面以“大医精诚”教育医者恪守医德，另一方面以“治未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扶正祛邪”等理念教育引导患者将健康后果的责任归于自身；又比如中医文化阴阳中和的精神，引导医患双方即便病中、治疗中仍留存健康理性的态度，帮助消解关于疾病、养老等全民焦虑，降低过度求医、医疗的内在驱力。

　　3.将中医文化纳入“健康中国”中医药“硬实力”发展，助推树立行业精神。比如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五大理念的具体落实中，“创新发展”就可以鼓励互联网、物联网、智能科技等新技术与传统中医服务“简、便、廉、验”的本质结合，快捷抵达终端，服务民众；“绿色发展”就可以鼓励使用中草药（去工业化），因为植物药炮制、使用有环境友好的优势，而且植物药种植还有一定促进环境改善的作用；“共享发展”就可以大力发展中医文化旅游养生项目，在顺应气候变化、个体身心健康条件的前提下，能动地选择适宜自身健康的自然生态环境，共享健康资源，等等。

　　4.将中医文化纳入“健康中国”的社区建设、个体生活方式建设，助推个体健康。伴随着“治未病”国家战略、《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的推进、落实，基层和社区将存在常态中医文化宣教，其中应以中医文化的普世内核、卫生观念、健康理念等内容，倡导养生文化、养老寿亲文化，充分发挥中医文化宣教的组织、教育、健康和建设和谐社区的功能；充分发挥中医文化能为个体生活设计衣、食、住、行的具体健康路径的能力，结合在基层配套的中医药健康促进资源，整合中医文化的生命哲理、长寿之乡的生活智慧，使健康成为生活方式。

　　5.将中医文化纳入“健康中国”相关国家级科研规划，深入研究中医文化面向当下和未来的价值。中医文化既是传统的，又是当代的、未来的；既有很强的国家、民族辨识度，又有极大的普世价值。伴随着“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中医药科技侧的知晓度、认可度提升很多，但对中医文化侧、人文侧的内容却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实际科技与人文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目前，“健康中国”国家级科研规划中应该深入研究中医文化面向当下、未来的价值，如健康促进、健康公平研究，促进社会健康、道德健康、心理健康、身体健康的研究，中医文化展现形式、传播语言、适宜媒介的研究，中医文化海外交流、传播研究，等等。

　　总之，人的行为方式是受内心思维方式决定的，思维方式、理念观念属于文化的范畴，是中医文化纳入“健康中国”需要考虑的地方。因为，社会、道德、心理的健康和健康公平，比健康促进的“一招一式”要基础得多，也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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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其成委员：以中医药文化助推中华文化伟大复兴
时间：2016-03-03　来源：中国中医药网　
　　一、理由

　　1.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与疾病作斗争中形成的医学科学，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汲取了儒释道的精华，蕴涵着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具有现代科学与人文双重属性。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就文化属性而言，中医学理念与思想集中体现中华文化的精神，如中医不仅将人体与自然、社会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将人体内部脏腑经络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体现了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思想；中医药学以阴阳平衡的生命观、阴阳失调的疾病观与阴阳调和的治疗观，反映了中华文化“阴阳中和”的核心价值；中医药学“治未病”、“存正气”的预防保健思想，体现了中华文化防患于未然的危机意识；中医药学“大医精诚”、“医乃仁术”的医德思想体现了中华文化仁爱慈善的道德伦理。

　　2.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习近平说：“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医药是众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历经千年而没有中断的科学文化体系，而且成为了现代教育中的一门专门学科，还建有专门的中医药大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在世界舞台上，中医药海外传播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现已走进全球168个国家、地区。中医药是世界各族传统医药中的优秀代表，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外传播的先行者。2015年屠哟哟以“青蒿素的发现”获得了中国本土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和第一个华人医学奖，更使中医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进一步推动了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与发展。

　　二、建议

　　1.以中医药文化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定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医药文化以“阴阳中和”为核心价值，而“阴阳中和”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正和谐”相契合。积极探索中医药文化对践行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从而通过中医药文化的推广和传播，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

　　2.以中医药文化助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医药学中有大量关于医德的论述，主要体现于①救死扶伤，仁术济世；②清廉纯正，远财避色；③实事求是，谦虚诚恳；④精研医术，技艺精湛。中医药学所强调“大医精诚”、“医乃仁术”的医德思想正是中华文化“仁爱慈善”的重要体现，加强中医药文化“医德文化”的挖掘，有助于落实社会主义道德伦理的建设。

　　3.以中医药文化助推健康中国建设。中医药学不只关注于疾病，也关注正常人体的保健和心灵的养护，即所谓的“治未病”、“存正气”、“修心”等预防保健思想，与现代科学对健康的定义不谋而合。中医药文化蕴含丰富的养生理念，是中华文化防患于未然的危机意识的体现，若能将这些理念深入国人的日常思维，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和日常规范，“健康中国人”的目标也必将实现，从而助推“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建设。

　　4.以中医药文化导助推中华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在众多的中华传统文化中，中医药在国际越来越受到关注和认可，中医药的海外传播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尤其是“针灸”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多次热潮，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在全美流行了近40年，因此，可以从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的经历中汲取经验助推带动其他中华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

　　5.以中医药文化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象标识的树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象标识的树立有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是社会主义“聚心工程”的基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具有重要意义。中医药学第一部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托名“黄帝”所作， “黄帝”不仅是中医药文化的形象标识，而且也是中华文化的形象标识。“黄帝”是中华文明的开创者之一，我们常以“炎黄子孙”自居。我们通过对中医药文化中“黄帝文化”的挖掘，可以逐步树立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象标识——“黄帝”，从而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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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东科委员：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监管体系势在必行
时间：2016-03-03　来源：人民政协网　作者：顾书亮
　　“回顾过去二十年来,中医药实际上逐步被弱化,服务领域在缩小,特色优势被淡化,最主要的原因是用西医与西药的思维来管理中医和中药,照这样长期下去,中医药就会被西医与西药同化销蚀掉。”3月2日,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赵东科就如何拯救中医中药,向大会递交提案,呼吁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监管体系,确保中医药健康发展。

　　“中医药是在中国有着数千年文化底蕴和传承的产业,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做大做强中医药产业,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2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召开常务会议部署了推动医药产业创新升级,确定从五个方面进一步促进中医药发展,为中医药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这更是为整体医药行业部分领域特别是传统中医药的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推动力。”赵东科委员指出。

　　“然而,长期以来,用西医思维管理中医,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导致中医逐步走向了衰落。我们年轻的中药检验人员只能靠化学及仪器分析手段来判别中药真伪优劣,忽视了中药本身成分的复杂性与不同中药含有相同化学成分的复杂性,有时会出现伪品也变成了正品,临床上必然会出现 “病准方对药不灵”的现象。此外,近二十年来,中药和西药一样,经历了强制GMP认证、统一药品批准文号管理、全面提升药品标准等三次大的规范管理,却忽视了中药的特点,出现了标准和实际工艺脱节,甚至出现违背科学的监管,从而使得企业望而却步,随着药品监管工作的日益加强,企业为了满足‘符合标准’,只能隐形修饰工艺。”

　　赵东科委员认为,中医和西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理论体系,混合监管不利于保护中医药特色,甚至某些西医人士骨子里排斥中医药,认为中医药治不了病;套用西医的办法来管理中医,民间的中医队伍会遭到破坏,像师徒传承等中医药特色会消失,民间蕴藏的中医药技术会失传;套用西药的办法来监管中药,在新药研发与中药古方名方开发时设高门槛,制约了中药的创新与发展。

　　“为了将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发展的决定落到实处,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监管体系势在必行。”赵东科委员建议,建立中医药独立的管理体系,从人才培养、中医院管理、中医师管理、职称晋升管理、中药监管等方面,系统确立一套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管理模式,摒弃照搬西医药的模式;囯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应开展一次符合中药生产实际的生产工艺确认行动,在中药工艺和质量标准方面要确立中药特色和天然产物特点,鼓励发挥中药制药企业的积极性和主体作用,在程序方面,确认没有明显质变的情况下,简化程序和要求,加快审批或备案;在中药创新与发展方面,放宽中医药古方名方开发的门槛,倡导医疗机构制剂研究与应用,保护一批民间经验方和祖传方,逐步挖掘一些有特效的中药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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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以岭委员：加快专利创新中药审批、促进中医药产业快速发展
时间：2016-03-03　来源：中国中医药网　
　　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贺信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希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增强民族自信，勇攀医学高峰，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新药评审是通过审查药品研发资料、发放生产证书、实现市场营销的关键环节，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必经途径，是国家重大专项巨大投资转化为市场药品服务民生的最终出口，所以新药的评审方法、质量与进度等机制直接影响着医药产业发展和人民健康。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到2015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三类以上（包括三类）化学新药数量依次为87个、116个、100个、77个，而2012年到2015年国家局批准的专利中药数量依次为16个、14个、9个、6个，相比化学新药的审批，不论是从审批速度还是从审批数量等专利中药均明显低于化学新药。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人类健康和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几千年生产生活实践和与疾病作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医学科学，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等重大疾病以及病毒类呼吸道公共卫生事件都发挥着重要防治作用，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保障人民健康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医药界自强自立奋斗不息取得了重大成就，屠呦呦教授青蒿素治疗疟疾研究获得诺贝尔奖便是典型代表，也证明了中药在治疗重大疾病中的科学价值。

　　此外以中医络病学研究为例，建立了“理论+临床+新药+实验+循证”中医药创新转化新模式，通过络病理论创新研发出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流感等疾病的创新中药，临床循证医学研究证实：通心络胶囊可以有效治疗急性心梗无再流，显示出中药在解决这一国际心血管界难题方面的优势；参松养心胶囊既能有效治疗快速性心律失常（室早、阵发性房颤），又能够提高缓慢心律，同时改善心功能，填补了国际医学界窦缓伴早搏药物治疗的空白；芪苈强心胶囊治疗慢性心衰临床循证研究，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JACC，影响因子:16分），列入JACC2013年度学术亮点，引起国际医学界的广泛关注；连花清瘟胶囊治疗甲型流感在流感症状缓解时间、病毒核酸转阴时间与达菲相当，退热、缓解咳嗽、咽痛、乏力等症状优于达菲而无达菲副作用，其价格仅为达菲的1/8，在国内流感疫情爆发时发挥了积极的防控作用，目前该药列为卫计委甲流、乙流、人禽流感诊断治疗指南和专家共识推荐用药，已获美国FDA二期临床批准。上述国际公认的循证医学结果显示出专利中药在心脑血管病重大疾病和甲流等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着与化学药同样的重大作用，要让中医药在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发挥更大作用，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中发挥更大作用，首先要进一步完善专利中药的审批机制，使疗效确切、特色突出的专利中药更多更快的服务于人民健康。建议如下：

　　一、 加大对创新专利中药审批支持，促进中药产业健康发展

　　创新中药是我国具有独特原创优势的医药资源，欧美发达国家正加快中药包括复方中药的审批进度，我国作为中医药的发祥地和中药大国，需要更多的疗效确切的创新中药进入市场，为健康中国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发挥更大作用。

　　二、 加快中药症候用药审批

　　辩证论治是中医药的独特优势，六味地黄丸治疗肾虚症、补中益气丸治疗脾虚症因其疗效显著而成为千古名方名药，至今仍在广泛应用，现在新药审批以西医病名+中医症候的评审模式，将使中医症候用药难以通过评审上市，这就从制度上扼杀了像六味地黄丸、补中益气丸等这种千古名药产生的机会，是中医药发展的重大损失，应当尽快开放中医症候用药审批，使一批中医症候用药尽快进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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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刚委员：推进中药资源产业向着循环经济产业模式转变
时间：2016-03-03　来源：中国中医药网　
　　一、存在问题及其现状与背景

　　中药资源是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是保障国民健康、发展民族医药产业的物质基础。近年来，随着社会需求的日益增长和科技进步驱动，我国以消耗中药及天然药物资源为特征的资源经济产业得到快速发展，社会贡献率强劲增长，中药资源产业的贡献率已占全国医药产业总额的1/3份额。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年产值超过10亿、50亿，乃至百亿元的标志性中药资源深加工制造企业，其企业规模、装备水平和GMP硬软件条件，以及产业能力处于国内外一流水平。

　　然而，分析其经济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大多生产企业仍属于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和大量废弃的传统生产方式。表现为：依赖于自然生态提供的宝贵天然药物资源或是通过占有大量的生产力要素生产的药材，其利用率平均低于30%，约70%的剩余物被作为废物排放或简单转化为低附加值产品利用；中药注射剂则更为严重，其药材原料所含化学物质的利用率仅为10%左右，绝大部分的物质量被废弃。

　　据初步统计，目前我国中药材种植面积达240余万公顷，药材产量约7000万吨，而废弃的植物根系、地上茎叶等传统非药用部位的生物量高达2500~3000万吨；以消耗中药和天然药物资源性原料进行中药制药、多类型健康产品、配方颗粒、标准提取物等深加工产业化过程每年消耗药材约5000万吨，产生的药渣等固体废弃物及副产物高达3500万吨之巨。由此造成中药资源的严重浪费和对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

　　中药循环经济的本质是发展生态经济。强调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注重整个资源产业链各环节物质的循环利用和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的资源节约，逐步实现中药资源产业向着强调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要求实现中药资源产业从数量型的物质增长到质量效益型增长的变革，从中药资源经济产业链环状末端的终端治理到整个环状系统全过程的生态性与经济性双效益协调发展的过程设计与控制的变革，从而实现在大中药健康产业整个经济流程中系统地节约资源和减少废弃物，实现资源经济增长的减物质化。

　　二、几点意见与建议

　　1、亟待通过循环经济发展理念的引导和政府经济政策的激励，有效地改变目前中药深加工产业领域的高投入、低产出的传统生产方式，推动企业逐步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循环经济产业发展模式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同步提升与健康发展。

　　循环经济的核心目的是“变废物为财富”。中药资源循环利用是中药循环经济发展的前提，通过提高中药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产业效益，减少资源的消耗和浪费，而推进我国中药产业向着节约资源和环境友好的循环经济产业模式转变和发展。资源循环利用的重要性在于其功能定位是直接面向资源产业化过程产生的各类型废弃物，并通过适宜技术集成和应用将其有效地转化为新生的产品和效益。因此，资源循环利用通过在资源产业化全过程推行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3R”原则，将企业生产环节的废弃物质，通过技术、经济与管理措施回收有利用价值的资源性化学物质，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具有公益性和经济性的双重特性，从而实现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的协调同步发展。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指明了环境科技发展思路，提出了“综合治污与废物循环利用”优先主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了推进典型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构筑链接循环产业体系的任务要求，《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要求实施“废物资源化科技工程”，特别是在“十三五”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及我国经济新常态下，转变资源利用方式，保护生态环境，循环经济、绿色发展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着力点。

　　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源头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实现物尽其用的目的，构建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和良性循环经济体系和发展方式。中药资源产业过程推行副产物及废弃物的再生利用和延伸产业链，不仅可节约资源、有效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增加收益，同时可遏制其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担和压力，也是增强企业综合竞争能力的内在要求。这一重大的经济发展方式变革，需要从产业组织形式、产业生态系统、市场实现机制、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和资源配置机制等方面探讨循环经济的促进机制，发现中药资源循环经济的本质问题和因果关系，建立客观适宜的发展方式，提出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的政策建议。

　　2、现有的中药、兽药、健康产品等相关领域的资源产业政策和法规制约着中药资源循环利用和循环经济的发展，亟待研究制定出台有利于中药资源产业化过程产生的副产物及废弃物具有成为相关行业和产业领域的资源性原料的合法地位。

　　目前在以消耗和利用中药及天然药用生物资源进行新产品的创制和生产过程均不允许相关产业领域的副产物作为合法原料进行循环利用，这严重制约着中药资源的循环利用和产业链的延伸，抑制了中药资源循环经济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不利于资源节约、节能降耗和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与绿色发展目标的实现。

　　因此，建议有关部门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法规，解除不必要的限制性政策壁垒，为中药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循环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促进我国中药资源经济产业链各环节开展中药固体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集成研究，并在相关领域推广应用，可预见的产业化前景概括为：（1）促进中药固废物在农、牧、渔、畜、禽等领域的食物补充、疾病防治、生物农药、土壤改良与修复等行业的有效转化与应用；（2）提升中药资源化过程的利用效率，有效回收废弃物中高附加值的生物活性物质，将有效节约自然资源；（3）减少中药资源产业化过程产生的大量废渣、废水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治理成本；（4）节约中药原材料消耗，节省土地空间和劳动力。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飞跃加快了工业生态文明到来的步伐，我国的中药资源产业发展模式和生产方式也必将遵从循环经济发展方向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资源经济学与工业经济学家均认为，现代工业生产中最大的商机来自于对传统工业废弃物的有效利用，资源产业化过程产生的各类废弃物被分门别类回收利用和循环生产，不仅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还带来了含金量更高的生态环境效益。

　　3、建议政府科技管理部门重视和加强中药资源循环利用过程的应用型基础研究和循环经济产业发展过程的科技支持与投入，有利于为逐步实现中药产业副产物及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关键科学问题的认识和技术体系的形成和辐射推广，必将有效改变全国行业目前中药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局面，有效延伸中药资源经济产业链，有利于节能减排，发展中药产业绿色经济，也必将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中药资源的高效利用是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循环经济发展理念，保障中医药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大力开展中药资源产业化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根本支撑是科技进步，根本动力是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当然也是政府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公共义务。

　　中药资源循环利用与资源循环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中药农业、中药工业、环境科学等多个相关领域，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科技资源的支持与投入，形成一批又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和突破一批共性关键技术，才有可能使之不会只停留在口号和文件上。因此，需要借助多学科力量和应用现代科学方法与集成技术开展系统的科学研究，揭示和发现其回收利用和再生产业的多途径、多层次资源化价值和潜在利用价值，并有效转化为中药资源循环经济产业链全过程，不断提升中药资源行业的提质增效和绿色发展，对于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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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刚委员：完善中药类保健食品保健功能评价体系
时间：2016-03-03　来源：中国中医药网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消费正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 人们更加崇尚自然，更加懂得预防疾病，更加注重保健与养生，保健食品已经成为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产业之一，据统计，2014年度保健食品行业的总产值已经超过3000亿元。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食疗和食养的悠久历史和传统,经过几千年的实践,积累了大量的养生保健经验,形成了大量的养生保健药方,建立了独特的保健食品科学。中医中药作为传统的医药卫生和养生文化,是我国保健食品研制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有效的物质来源。当前，既有东方医药文化内涵,又有传统饮食特色的中药类保健食品已经普遍受到了人们的认可和欢迎，并且具有广阔的前景和需求。

　　一、中药类保健食品的发展状况

　　目前，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保健食品市场和全球最大的保健食品消费国，同时我国也是世界保健食品产业中重要的原料供应国。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统计，截至2012年底，全国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共有2006家，产值约2800多亿元，国产保健食品13493个，进口保健食品719个。其中，中药类保健食品数量具有明显优势。自2006年以来，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全年批准的保健食品初次注册申请中，中药保健食品( 纯中药、含中药或含中药提取物)所占的比例一直保持在40%以上。截止2015年底，保健食品现有批文已经超过15000个，其中除部分维生素矿物质类营养补充剂外，主要是以中药材原料为主的保健食品，如西洋参、灵芝、枸杞子等传统中药材在保健食品中有着广泛应用。

　　二、中药类保健食品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

　　1、关于保健食品评价的理论基础。目前在药品的注册和生产过程中，中药和化学药品是有着不同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但对于保健食品而言，通俗地说，还是在用现代医学（西医）的理论和评价体系来审评以中药为主的保健食品。比如：“肝火上升”，中医认为其表现症状为“目赤，易怒”等，个人主观上也有明确感觉，但却很难用西医的具体生化检测指标来判断，但这恰恰是中医药理论应用于保健养生领域的独到之处之一。因此，用现代医学（西医）的理论和标准来评价中药类保健食品，极大的限制甚至阻碍了中药类保健食品的发展。

　　2、关于保健食品保健功能的表述。当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批准的保健食品功能范围共有27项，如增强免疫力、辅助降血脂、辅助降血糖、抗氧化等。以上功能已实施近二十年，未作大的调整和补充。但以上功能名称和评判体系的制定也是采用西医的标准，不能适应当前以中药材为原料的保健食品自身特点和发展要求。

　　3、关于保健食品评审队伍建设。当前，虽然中药类保健食品的数量具有明显的优势，但中药类保健食品评审队伍中缺乏相应的中医中药专业的评审专家和人员。

　　三、完善中药类保健食品评价体系的建议

　　国务院于2013年发布《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将保健品列入健康服务相关支撑产业，确定2020年，国内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要达到8万亿元以上。近期，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动医药产业创新升级，更好地服务于惠民生稳增长。政府公告中也有专门内容提到要发展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要加大中医药投入和政策扶持。这也是国家层面对中医中药和保健食品行业推出的重大利好。国务院法制办2015年发布的《保健食品保健功能目录与原料目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明确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为目录制定单位委员之一，这也考虑到了保健食品的中医药特色。但当前尚未有明确的政策导向来推动建立专门的针对中药类保健食品的评价、审批、管理体系。为进一步弘扬中医药文化，扶持推动中药类保健食品的健康发展，不断完善中药类保健食品的评价体系，特作出以下建议：

　　1、建议在现有的二十七项保健功能基础上，按照中医理论，增加设立以中医中药理论为基础的中医术语保健食品功能范围，以体现中药材独到之处。如增加“补中”、“益气”、“扶正”等功能。同时，根据中医特点，对中药保健食品的适用人群，可区分为“气虚，血虚，阴虚”等不同人群。

　　2、建立与增加功能相对应的功效学评价方法。将中医中药理论和现代医学理论二者相结合，将安全性评价采用目前保健食品通用的急毒、长毒实验。而功效学评价中，如相应中医症状的动物实验模型难以建立，可考虑在确保安全性的前提下，直接采用相应的人体试食实验。也可考虑对传统中医名著里的一些经典验方，用文献研究来替代功效实验。

　　3、在中药类保健食品功能评价机构体系队伍中增加补充中医中药专业方面的审评专家和专业人才，以确保与现代医学专家以均衡对等的力量进行对话，促进全行业的更高层次规范发展。

　　4、鼓励中药类保健食品向境外出口，以弘扬发展中华文化。韩国近年来所大力发展的高丽参产业，五味子产业。日本对传统汉方的深入研究，对甘草，灵芝的开发应用，均远远地走到了我国前面，而且大量成品返销中国。我们作为中医中药的发源地，更应奋起直追，开发出更多更好的中药类保健品，走向世界，造福世界人民，同时弘扬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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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刚委员：要从制度层面落实“中西医并重”方针
时间：2016-03-03　来源：中国中医药网　作者：胡 刚
　　提案人：全国政协委员、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 胡刚

　　提案内容：

　　我国《宪法》第二十一条中明确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在国际上首次对传统医学予以法律保护。《中医药法（草案）》的第三条提出，中医药事业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鼓励中医西医相互学习，促进中西医结合，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我国医药卫生事业中的作用。

　　国务院2016年2月26日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明确提出“要坚持中西医并重，落实中医药与西医药的平等地位”。

　　“中西医并重”作为我国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是由我国健康卫生事业的发展历史、中医药的特点、现实国情决定的。中医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为护佑人民群众健康和繁衍生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基本理论、技术方法以及蕴含的健康养生理念、科学价值乃至其思维方式，对于当今增进人民的健康水平、促进世界医学科学的进步及至调节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都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芒。中医药贡献给世界人民的礼物清单，正是一个“伟大的宝库”，需要努力发掘。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成为国家战略的今天，中医药作为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重要的生态资源，其发展的空间十分广阔。特别是构建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需要基于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文化，不能简单复制西方国家“高投入”的医药卫生体制，要保障13亿人民的健康，必须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同时在疾病诊疗过程中有效控制成本。而中医药具有“治未病”理念和“简、便、验、廉”的特点，对于探索医改的“中国式解决办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国历代领导人对于中医药事业发展，均有深刻的认识和明确的指示。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邓小平同志指示“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江泽民同志指出，“中西医并重，共同发展，互相补充，可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完善有效的医疗保健服务”；胡锦涛同志强调，“把生物科技发展的成果与我们民族积累的宝贵医学财富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实现新的跨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

　　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但是，政府业务主管部门、医疗教学研究机构对于领会和有效贯彻党的历代领导人关于中医药工作的指示，特别是在政策和制度层面上落实“中西医并重”的方针，还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现在：

　　一是认识不到位，对于中医药的理论基础、实际贡献、科学价值、推广意义认识模糊，认为中医药在当代只不过是补充医学、替代医学，导致发展中医药两头（政府和民众）热中间冷，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中西医并重”有沦为一个听上去很美的概念的危险。

　　二是政策不配套，中医药与西医药在实践中并没有被摆到平等地位，存在以经济效益为指挥棒的短视行为，在宏观政策、经费投入、评价体系等方面还没有很好发挥激励、导向、扶持作用。

　　三是制度不落实，近年来国家层面有关中医药立法、规划、文件、讲话等频出组合拳，发展中医药的利好消息不可谓不多，但在制度的推进落实上差强人意，有些好的计划、措施仍停留在纸面上，有关政府部门的执行力、督查督办的力度严重不足。

　　政策建议：

　　一、落实“中西医并重”方针必须保持制度刚性。“中西医结合”与“中西医并重”不可等量齐观，前者主要是方法论，后者体现价值观。“中西医并重”不是拉拉扯扯做个盆景，美之名曰“重视”、“结合”、“并重”了，甚至也不是比例多一点或少一点，其根本是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卫生工作方针的严肃性。建议对已经出台的制度，其执行落实情况要进行督查、评估，各级部门、各有关单位落实不力的要进行追责。

　　二、从大卫生、大健康事业发展中落实“中西医并重”。现有的有关发展中医药的规划、制度规定等，大部分是就中医药论中医药，没有比较，就很容易演化为“体内循环”，单方面看是“强化”了，总体上看也可能是“弱化”了，很少从建设健康中国方略中、从卫生事业大格局出发来谋划，看不出在布局、投入、政策上是否“并重”。建议卫生事业主管理部门统筹中西医发展要一体化谋划，要可量化、可比较、可考核。

　　三、振兴中医药要抓住教育和人才这个根本。人才是立业之本，高水平的中医医疗保健养生、高水平的中医药学术研究，离不开高水平的中医药教育。目前，国家和地方政府特别是业务主管部门在发展中医药方面，均存在比较严重的重中医医疗、轻中医教育倾向，条块分割、政策不能打通，落实医教协同存在壁垒。建议：一是全国性、地方性中医药工作会议必须要有中医药教育机构参加，出台政策要广泛征求意见；二是在经费投入、项目安排等方面要专门切块扶持中医教育和人才培养工作，保证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源头活水；三是评价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要遵循中医药学科建设规律，不能只重“世界一流”、“国际标准”，忽视“中国特色”、“学科特点”，用统一、单一标准评价所有大学和学科，貌似公平，实则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