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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收入条件下的医疗改革
2006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得出了中国医改“基本不成功”的结论,随后医疗问题急速升温。在人们抨击现有医疗体制的同时,由卫生部主导起草的医改新方案也成了社会的焦点与热点。最近,有报道指出,未来改革的思路是,基层的小病治疗由政府免费提供,一般的大病治疗靠社会医疗保障来完成,重大疾病的治疗则求助于商业医疗保险。由于在模式上,这三种形式与英国、德国和美国现行的医疗模式比较类似,因此新的医改思路也被人们形象的描述为“英国的躯体、德国的四肢、美国的脑袋”。 最终的方案还未确定,而且据报道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上述思路也存在不同意见。但无论最终是偏向哪一种模式,都是对西方成熟市场国家医疗体制的借鉴与模仿。同时,由于医患关系中信息不对称等一系列原因,医疗体制在各国都莫不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问题。只不过发达国家由于其较高的生产力和国民收入,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比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更好的经济承受力与适应力。 在另一方面来说,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健康无疑是基石。所以,提供公平、高质量而且普遍可及的医疗系统,来保障国民的健康,提高生活质量,正是政府和现代社会的应有之义。 同时从中国具体国情来看,由于包括医疗等在内的社会保障机制的缺失,严重阻碍了农村消费的启动,因此改革目前的医疗体制亦为应时之需。在这个大的目标之下,广泛的参考世界各国的医改经验,尤其是与我们有着相似国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无疑将对我国医改有所裨益。在此意义上,同为中低收入国家的墨西哥无疑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范本。改革几年间,墨西哥卫生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增加了至少0.5%;在最穷的人口中,原本只有7%的人拥有相关医疗保险,而目前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了55%。仅此两点,就值得中国好好研究一二。(谷重庆 )
文/胡里奥·弗伦克
世界各地的卫生系统,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主要面临三股力量的影响,第一就是出生率的下降以及人的寿命延长等因素,导致这些国家正迈入经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中国如此,墨西哥也是如此。一些主要的致死和致病因素也在变化,相关疾患的医疗费用越来越高,比如癌症、心脏方面的疾病,还有精神疾病。在对抗传染病越来越成功的同时,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也变成了自己成功的受害者。第二点,技术革新的速度很快,新的药品、新的疫苗、新的诊断方式和新的治疗方法不断出现。第三点,患者权利在不断增加。这三股力量给我们卫生系统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 解决这些压力的唯一办法,就是融资。如果卫生系统的筹资过于依赖医疗收费,那么就会面临一个无法接受的矛盾。我们知道健康是脱贫的最好方式,但是如果要求人们自付医疗费用,就会导致一些家庭因病致贫。相反,如果有一个很好的筹资系统,提供高质量的卫生保健服务,这样经济发展就会有很好的基础。中国经济正处在高速发展阶段,投资健康产业有着很好的条件。 改变不平衡的卫生系统 卫生政策有三个支柱,一是技术性的支柱,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方式做出很好的分析。二是道德支柱,明晰改革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三是政治性的支柱,即如何为共同的目标达成统一认识。根据墨西哥经验来说,提到分析,往往只是指技术支柱,但是其他两个支柱也需要好的分析,主要包括三点,改革的价值和关于改革的思考,还有如何说服主要决策者实行改革等。 关于改革的道德基础。如果建立改革价值,这种价值观念应该包括社会包容、机会均等、筹资公正、一致性和自主性等等,这对未来的目标非常重要。1943年我们开展了第一个社会保险的项目,但只针对城市工薪阶层。这主要是给予那些在工厂里工作的劳动者一定的健康保险权利。同年我们建立了卫生部,负责社会保险之外的人,其中包括自雇劳动者和穷人,他们主要在农村。1943年的决策导致了一种很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当时只有一半人口拥有社会保险,另外一半,即差不多五千万人口是没有社会保险的,这种情况就限制了医疗的可及性,降低了风险的可预防性,增加了医疗开支,所以导致了贫困。之后的六十年间,我们对健康的社会保护一直是一种不公平的保护,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局面。墨西哥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有32个州,要保证32个州形成一个共同的社会健康保障系统,这就需要通过立法,即国会来达成。2003年,墨西哥建立统一社会健康保障系统的提案获得了国会94%以上的通过。 墨西哥利用了一些跨国公司的产品做了一些类比,以方便决策。有一些跨国公司生产的公共产品,我们可以借为己用,再根据国情加以调整。同时墨西哥可以学习一些新概念,新方法,如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卫生系统绩效的评价。这个框架提出公平筹资才是一个好的卫生系统的目标,使医疗机构不对那些贫困家庭收过多费用。方法上,墨西哥有国家卫生账户,这也是一些国际组织发明的。还有确定工作重点的方法,如费用效率分析等,来帮助制定政策。还有一些工具,如家庭收入与支出调查和世界卫生调查等。此外还有跨国比较的证据,所有这些方法都帮助墨西哥在全球水平来制定国家政策。这些工具也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帮助。2000年,墨西哥通过这些分析,找出了财政上的五个不平衡。这些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来说,都是很常见的问题。 首先是投入不足。2000年墨西哥GDP的5.7%都投入在卫生系统。当时糖尿病已是第一位的致死疾病,第二位是心血管疾病,癌症列第三,但我们的投入水平仍然很低。这是第一个问题,即财政投入水平和人口的情况不平衡。 第二是财政来源。通过国家卫生账户,发现医疗费用的主要来源是自付,而不是财政投入。而自付医疗费用在卫生系统筹资中最不合理,既缺乏公平性,又缺乏效率。为什么不公平?人们生病错不在自己,如贫血症患儿,这不是孩子自己的错误。病越重,付的钱越多,这绝对不公平。健康在我看来是一种人权、社会权,如果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支付最多,这就不符合人权和社会权。健康问题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我们不知道谁会生病,生什么样的病。而一旦生病,所需费用又很高。墨西哥有350万家庭每年因支付高额医疗费用而致贫,因为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要投入治病。有些家庭刚越过贫困线,因为生病又跌到贫困线之下。还有一些农村的家庭,为了看病,把家里的田地和房屋都出卖了,或者让孩子辍学去工作。所以生病所致的贫困是极为可怕的,它甚至会影响到下一代。而这些都是自付医疗费用造成的。 还有一些其它的不平衡,如财政分配问题。联邦预算实际上很不平衡,参保人群获得的财政分配比未参保人群多三倍,而各个州财政分配也不一样,人均联邦支出最高和最低的州之间比是5:1,分配上的差别也造成了各个州卫生投入的不同,差别甚至达到89:1。还有国家和州政府之间投入的比例界定也不明晰。卫生经济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动态的经济,投入应该不断随之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