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资源是中药产业的根基,关系到中医药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随着七年试点工作成功收官,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全面启动实施,中药资源家底不清的状况正在改变。
普查显示,药用植物特有种的人工驯化和栽培的区域特征更加突出。“特有种”是指受特定环境因素制约,仅在特定区域内有分布的物种。药用植物特有种是我国及各地区发展区域生物经济的特色潜在宝贵资源。根据云南普查队的工作结果,我国药用植物特有种为3150种,分属于153科785属,其中蕨类植物12科22属38种,裸子植物7科14属42种,被子植物134科749属3070种。省域药用植物特有种较多的为四川省(1808种)、云南省(1533种)、贵州省(955种)和湖北省(930种)等。
普查试点数据显示,中药资源种类超过1000种的地区包括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安徽黄山区,湖北竹溪县、南漳县、利川市,广西那坡县、凌云县、田林县、凤山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重庆丰都县,四川六枝特区、大方县、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云南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永德县。
74个新物种丰富我国生物多样性
2018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工作推进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黄璐琦介绍,普查试点期间已发现74个新物种,为我国生物多样性增添了新成员,有力促进了中医药学的学科发展。普查工作中,普查队员体现出极高专业素养,也反映了调查工作的深入和全面。
普查中获得了不少新发现,包括新分类群、新分布、新记录和新认知等。如发现了兰科新属先骕兰属和荨麻科新属征镒麻属。先骕兰属是为纪念我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胡先骕先生而命名。征镒麻属是以我国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院士的名字命名。此外,普查还发现了那坡栝楼、苦枸杞、务川人字果、黄花地黄、皖浙老鸦瓣、旋枝景天、巢湖铁线莲等新物种。
“新物种的发现,使人们对地球物种多样性有了新的认识。关于新物种的潜在药用价值,我们正组织专家队伍进行深入发掘和研究。”黄璐琦说。
据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中药资源普查办公室统计,通过近7年的普查试点,各地普查队获得许多新发现:
广西已发表“剑叶蜘蛛抱蛋”“中越万寿竹”等新物种29种,发现2个中国新记录属、8个中国新记录种、8个广西新记录属、59个广西新记录种(其中1种为动物新记录),协助西藏墨脱发现中国新记录种1种、西藏新记录种2种。
湖北发现新属“征镒麻属”1个、新物种11种、新记录科1个、新记录属4个、新记录种20余种,还发现曾认为已灭绝百余年的陕西羽叶报春,以及叉叶兰、松叶厥等珍稀濒危物种。
云南发表新属“希陶木属”1个,新物种“麻栗坡半蒴苣苔”“腺花藤春”等7种。
安徽发现具有药用价值的新物种“巢湖铁线莲”及“旋枝景天”,共发表新物种5种。
重庆发现“合溪石蝴蝶”“纂江报春花”等新物种5种。
贵州发表“荔波卷柏”“平伐蜘蛛抱蛋”等新物种4种,新记录属2个。
福建发现新种“条纹马玲莴苣”“单花獐牙菜”“梅花山羊耳蒜”3种,新记录属6种,省级新记录种40种。
江苏发现新种“老山岩风”、西藏发现新种“苦枸杞”、内蒙古发现新种“黄花地黄”。
湖南发表新物种“湖南半夏”“天门山淫羊藿”等5种。在湖南邵阳县五峰铺镇高霞山300米海拔的森林边缘,普查队员发现了6株世界“极危物种”抱茎白花龙。
这些新物种、稀有物种的发现,对于丰富我国植物种类、加强对新植物的研究和保护、增加药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本草考古学复原重建药物利用史
资源普查工作已结出累累硕果,有力推动了中医药学科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本草考古学的诞生。
黄璐琦从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中受到启迪,提出将科技考古引入中医药研究中,即本草考古。
“中医药学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要想用好这把钥匙,先要让中医药的历史活起来,了解中医药发展的历史与来踪去迹。”黄璐琦认为,中医药迫切需要回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重要科学问题,明晰了“从哪里来”可以指导我们“到哪里去”。
据黄璐琦介绍,我国的本草学即古代药物学,是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的传统药学体系之一。本草学历史悠久,文献资料汗牛充栋,拥有非常丰富的间接史料。本草文献考证经过历代本草学家的发展,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本草文献考证因为过于依赖文献资料的发掘,已面临学科发展的瓶颈,期待新的材料或新的发现,尤其是期待古代实物的印证,以推动本草学研究的传承与创新。而本草考古是以考古出土的药物或药物相关遗存为研究对象,应用现代科学方法和技术,探求人类利用药物的信息,探索古代先民与药物的相互关系,复原和重建人类利用药物的历史。
“本草文献考证主要对本草学的间接史料进行研究,本草考古主要对考古学的直接史料进行研究。两者相辅相成,是本草学研究的‘二重证据法’。建立本草考古这一新的学术领域,将为充分研究本草学的直接史料提供理论基础、方法和技术支持。”黄璐琦强调。
“本草考古可以帮助我们辨明真伪,正本清源,澄清中药品种混乱,明晰中药疗效,为药材的生产、加工和炮制提供历史依据,为继承和发展我国传统药学铺路架桥。”黄璐琦说。
期待中药资源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
□ 黄璐琦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保障。自然和社会环境在演化、物种在进化,科学家们每年都会发现大量新的物种。这些新物种不仅为我国生物多样性增添了新成员,使人们对地球物种多样性有了新的认识,而且对于探讨物种的起源和分化、分析物种的濒危机制等,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中药资源是中医药创新发展的物质基础,新的药用资源更是中药新药开发和利用的基础。但是科学家发现的这些新物种,有没有药用价值?有什么样的功效?如何实现人工繁育生产,扩大野生资源量、保护好生物物种多样性?这些都是需要科研工作者深入研究的课题。随着转基因生物安全、外来物种入侵、种质资源保护、惠益共享等问题的出现,生物多样性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期间,普查队员在掌握区域内可药用资源种类、发现新物种等方面已取得丰硕的成果,新物种的可药用研究工作正在进行。根据“亲缘关系相近、化学成分相近,功效相近、药性相似”的原理,结合同属药用植物的研究资料,可以预测新物种具有的药用价值。此举一方面直接增加了新的中药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资源匮乏的压力;另一方面部分新物种就是民间传统用药,新物种的功效推测可以厘清民族民间的传统医药,为中药资源的研究和开放利用提供新的视野和材料。经过初步研究,普查队员发现的74个新物种中有近40种有潜在的药用价值。例如新物种南丹开唇兰在发现地区,民间就是作为金线兰使用;又如崇左蜘蛛抱蛋等9个新物种,在民间就是作为九龙盘使用。
新物种的发现需要进行严谨的科学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后续一定还有更多、有潜在药用价值的新物种不断被确认和发表,需要普查队员不断的努力。我们开展的工作越多,新发现也越多。
此外,新物种的保护需要进行漫长的持续工作,随着投入时间的不断增加,保护的物种将越来越多、可持续利用的药用资源也将越来越丰富。
科学考古视野下的 灵芝与“太岁”
关于中药灵芝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人类所用这一问题,科学界一直有所争议,就是因为只有文字和图像记录而缺乏“实物”证明。如今,通过本草考古终于有了“物证”。
黄璐琦团队从浙江3个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发现了5份疑似史前灵芝样本,经过考古分析,认为约6800年前,先民们已经开始采集并利用灵芝,从而将灵芝使用的历史从原来认为的上古神农时期向前推进了约2000年。
本草考古还可以对古代文献中记载的药物去伪存真、正本清源。如对民间认为很神秘且富有药用价值的“太岁”,黄璐琦带领团队,通过本草考古研究,并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质谱等现代技术,对古今“太岁”进行了探索分析。
研究表明,古籍中记载的“太岁”是一种具有肉样特征的生命体。而当前市面上流通的“太岁”疑似物,出土地址难以确定,且形状差异较大。对比古籍中的描述,难以发现其共同特征。而且,当前收集的市售“太岁”疑似物主要组成成分为聚乙烯醇,并未发现有细胞存在。因此大致判断古代“太岁”与现代“太岁”疑似物不是同一物。
正本清源 明晰疗效
枸杞子:品种变迁致性味功效变化
枸杞子是人们熟悉的药食同源品种,其外形晶莹剔透,味道甜美可口,具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功效。然而,在西藏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带,黄璐琦发现那里生长的枸杞子不是平时习惯了的甘甜味道,而是带有苦味。科学家特有的敏锐洞察力告诉他,这里面有“故事”。
果然,黄璐琦带领研究团队通过查询古代文献发现,南朝梁时《本草经集注》称枸杞“味苦,寒,根大寒,子微寒,无毒”;2015年版《中国药典》记载枸杞“甘,平。归肝、肾经”。进一步研究发现,枸杞子的药用功效古今基本一致,但其性味经历了由苦、微寒逐渐演变为甘平的变迁。因为历史上枸杞子来自不同来源的植物,其性味变迁是由于其原植物品种应用的改变所导致。早期野生枸杞的来源可能包括中华枸杞、北方枸杞、截萼枸杞等,此类果实多甘中带苦或味苦,形态为多枝状小灌木。唐代开始,宁夏枸杞得到应用并获推崇,经过栽培管理,植株高大且果实红润甘美,逐渐成为枸杞子的主流品种。
“品种的变迁导致枸杞子性味功效发生变化。这种现象是历史上药材新兴品种优选结果的典型实例,也是中药发展史上栽培品优于野生品的早期例证之一。这种变化也反映了枸杞子临床应用的改变,早期枸杞子(土枸杞)多论其补虚劳,宁夏枸杞由于补益作用明显而得到推崇,是新兴品种优选的结果,也是由临床应用决定的。宁夏枸杞的兴起是该药材自多来源品种中选拔出来的一个优质品种。”黄璐琦说。
北艾产地应为“汤阴伏道”
普查中,黄璐琦的偶然发现还使人们对北艾的产地有了新的认识。
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北艾产地为“汤阴复道”。而黄璐琦在河南安阳汤阴县考察时,发现在当地伏道扁鹊庙院周围有不少艾叶。
“复道”是否就是“伏道”?黄璐琦通过梳理艾叶道地沿革,考证“伏道”地名,同时结合中药资源普查试点中实地所得资料,得出“复道”一词首次出现于宋代苏颂《本草图经》,历代沿用,但所指均不甚清楚,至《本草纲目》始出现“汤阴”与“复道”并提。
伏道为扁鹊墓地之一,商周时即存在,沿袭至今未曾变化,汤阴艾因伏道扁鹊庙而得名,由此可推测李时珍认为的“复道”即是“伏道”,北艾产地应为“汤阴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