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售假药产业化呼唤立法跟进

huigenghao

　近年来，随着监管部门打击制售假药力度的加大，不法分子为逃避惩处，不断变换制假手段和方法，以往家庭作坊式制假模式，大多已经变成了产业化、规模化的流水线作业。

　　如上述制假案件中，团伙成员分工明确，有人负责在医院回收旧药品包装，有人负责制作假冒商标标识，有人负责制造假药片，有人负责对假药进行二次包装后对外批发，有人负责在互联网上以医药公司名义对外销售，还有人负责在不同地区担任代理对外零售。这种产业化制售假药行为，不仅仅使制售假药数量急剧增加，违法犯罪后果显著扩大，而且“各负其责”的分工模式使得案件取证、查处更加困难。再加上一些团伙成员还是亲属或同乡，一方面在“亲带亲，邻帮邻”地传授制假经验，使得制售假药的社会危害性不断加大；另一方面，在一人被抓后，其他人就会换掉所有的联系方式逃避打击，给案件侦办带来不便。因此，各级监管部门在做好日常监管的同时，还需根据制售假药行为不断变化的特点，适时地创新稽查方式方法，提高打假“靶向性”。在此基础上，结合制售假药产业化的实际情况，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从立法上消除打假的诸多掣肘。

　　其一，面对分工明确的产业化制假行为，违法犯罪活动往往涉及多个监管部门，如上述案件中就涉及工商、卫生、药监、网监、邮政、公安等部门。这些部门各管一段，因部门利益和执法风险的存在，他们在打假过程中往往难以形成一股劲、拧成一条绳，而一旦出事，又相互推脱责任。因此，建议在各有关部门执法协作机制的基础上，国家制定统一的操作规范，比如运输部门对特殊物品的运输要接受特殊行业主管部门的检查。同时，清楚界定各部门在查处特殊物品时的职责权限，明确协作执法时彼此的配合义务以及法律责任，以便各部门在打假手段的运用、案件的处理移交等环节有章可循，便于形成合力。

　　其二，在产业化制售假药活动中，每一个违法环节都有专人负责，且上下线之间是单线联系，这就要求执法人员必须抓住其中一条线索作为突破口追根溯源，一旦这条线索中断，后续的案件查办就难以进行。实践中，药品监管部门不具备侦查手段，无拘留权。制假者往往只以电话联系，即便知道其在造假，但却苦于找不到人；即便是找到人了，由于没有查询银行账号的权力，无法获知其从事违法行为涉及的金额；即使制假者涉及的金额远远超过了刑事立案标准，但由于其他线索中断，确凿证据难以收集到，无法实施处罚和移送。笔者建议，应赋予药品监管部门一定的行政强制权，或者尽快将“食药警察”配备到位，并从法律上明确其地位以及权力义务。

紫苏叶

会加大这方面的执法力度的了